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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文化综述
时间:2011-09-28 10:54:25 来源:水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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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并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远在200万年前的洪荒时代,海河流域就有了人类活动。197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专家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流域发现了小长梁遗址。这里保存了大量古人类的文化遗存。经中美两国科学家测定,距今136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1992年,在相当于小长梁遗址文化层下部20多米深的地层中,河北省考古专家又发现了另一个旧石器早期遗址——马圈沟遗址。2001年10月,考古工作者对马圈沟底部遗址进行了发掘,惊奇地发现了古人类分食猎物的场景。遗址中,散落着一组相对集中的大象骨骼,其中夹杂着一些石核、石片、刮削器和自然石块。另外,还发现了一件燧石刮削器恰巧置于一条肋骨之上,肋骨上保存着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迹。这无疑说明当时人类、石制品和象的遗骼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勾勒出了一幅极为形象的人类群体肢解动物遗骼、刮肉取食的活生生的进餐场景。这种遗迹极为罕见,它的发现将泥河湾出现古人类的时间向前推到距今200万年的远古时期,并对"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向世界昭示:人类不仅从东非的奥杜威峡谷中走来,也很可能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

60-70万年以前,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生活着原始人类,我们称之为“北京人”。考古发掘表明,“北京人”不仅懂得用火,而且有控制火和保存火种的能力。烧火的燃料主要是草本植物,也用树枝和鲜骨作薪。火的使用,是人类发展历史的一个伟大里程碑。1933年,又发现了距今大约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迹。根据人种特征,古人类学家推测,山顶洞人应该属于原始蒙古人种,但个体之间又存在一些差别,可能是当时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在山顶洞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工具不多,而且也不具代表性。骨角器比较多,有些是工具。骨针是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器具,针身保存完好,只有针孔处残缺,骨针刮磨得很光滑,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缝纫工具。考古还发现了许多原始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等。山顶洞人还知道用赤铁矿的粉末染色,使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钻孔、磨制和染色技术都是前一时期没有的,这些新技术的运用说明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使原始人类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化石。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海河流域从永定河的上中游到漳卫河的上游都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至前3000年,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海河流域内,新石器遗存主要有:山西鹅毛口石器遗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和山西蔚县三关等遗址,分别分布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子牙河支流滏阳河、漳卫南运河支流卫河上。1972年,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村东南约一公里的台地上发现了磁山文化遗址。它北依北鼓山南临河水,总面积14万平方米,是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考古年代。经测定,磁山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至前5600年。主要遗迹有房址2座、灰坑474个,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动物骨骸、植物标本等6000余种。遗物中,以陶支架(座)和石磨盘最具特点。石器中,有打制石器、打磨兼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主要器形有石磨盘和石磨棒。陶器均为手工制作,用泥条盘筑法和捏塑法制成,以素面为主,主要器形有陶盂和陶支架(座)等。在遗址发现了两座房基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屋。在房基遗址器物中,有一烧土块,沾有清晰可辨的席纹,说明在7000年前这一带即编制苇席,考古学家称此器物为全国之最。磁山与女娲补天的凤凰山相距很近,这也为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的神话为何产生于此作了注脚。在发现的88个窖穴(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一般堆积厚度为0.2-2米,其中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达2米以上。这些粮食刚出土时,尚有部分颗粒清晰可见。以往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磁山遗址粟的出土提供了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证据。这一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前,填补了前仰韶文化的空白,也修正了目前世界农业史中对植粟年代的认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使用以及粮食堆积的大量发现,证明磁山人已经摆脱了蒙昧状态,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并种植粟类作物。农业的发展为饲养家畜提供了物质条件,而遗址内出土的狗、猪、羊、鸡等家畜骨骼,又是当时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佐证。在这里发现的鸡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家鸡,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家鸡。磁山遗址出土的标本和大量器物,为寻找中国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可贵的线索。磁山遗址,代表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以后的文化面貌。它为研究和探索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的链环。因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198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古文明开涿鹿。黄帝,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始祖。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最早在我国的西北方(今陕西北部)过着游牧生活。黄帝本姓公孙,因居于姬水一带,改为姬姓,号轩辕氏,又称有熊氏。后来,黄帝部落逐渐向东迁徙,经汾河谷地入海河流域,后沿今桑干河来到草肥水美的涿鹿一带定居,并开始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逐渐发明了畜牧业和农业。相传,黄帝令羲和占日、常羲占月、臾区占星气,于是有了原始的天文学;令仓颉造字、大挠作干支,于是有了最初的文字和历法;令伶伦制乐器,开始有了音乐的最初创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发明了养蚕、缫丝、织帛。同时,黄帝时代开始建造“宫室”,开我国原始建筑艺术之先。另外,在古代文献中,还有黄帝族同炎帝族、黎族、苗族、夷族在涿鹿一带争战并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的传说。

大约在四五千年前,我国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面对茫茫洪水,人们只得逃到山上去躲避。部落联盟首领尧,为了解除水患,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了鲧去完成这个任务。由于他以“堙”、“障”治水,不但没有治住洪水,反而越来越大。于是,舜在当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后,就将鲧治罪,处死在羽山。部落联盟又推举鲧的儿子禹。大禹请来了过去治水的长者和曾同他父亲鲧一道治过水害的人,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寻找根治洪水的办法。经过实地考察,他一方面加固和继续修筑堤坝,另一方面以“疏导”的方法来根治水患。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9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流入大海,从而制服了灾害,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在治水的同时,大禹和治水大军还大力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使大家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据记载,大禹治水活动主要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也就是今河北平原。大禹死后,其子启继位,建立了夏朝。我国的历史从此时起,进入了阶级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21世纪。

公元前17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代建立了。相传,商朝的始祖曾在漳河下游一带活动,以后又在大清河支流易水河畔放牧。开始,商朝在河南黄河两岸定都。商朝中期,国王盘庚迁都于今河南安阳,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不可胜计。如,“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又如,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近年,在滹沱河流域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又发现了铁刃青铜钺。这一发现,说明商人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已懂得用铁了。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建立。西周初,周公平定了东方叛乱,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全国封藩建卫。在重要的封国中,海河流域有两个:卫,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淇水一带是其统治中心;燕,都蓟(今北京市),永定河下游一带是其统治中心,势力远及滦河支流青龙河源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推广,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海河流域的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达,形成了一些经济都会。赵国的邯郸、中山,燕国的蓟以及卫国的濮阳,都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特别是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沟通了中原南北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区内外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如,思想家慎到、公孙龙和荀子,政治家燕昭王和赵武灵王,军事家鬼谷子和孙武,名臣赵胜和蔺相如,名将乐毅、廉颇和李牧,水利专家西门豹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灭亡六国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形成了万里长城的雏形。明代(1368~1644年),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它西起中国西部甘肃省的嘉峪关,东到中国东北辽宁省的鸭绿江边,长635万米。它像一条矫健的巨龙,越群山,经绝壁,穿草原,跨沙漠,起伏在崇山峻岭之巅,横穿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北部和辽河流域。古今中外,凡到过长城的人无不惊叹它的磅礴气势、宏伟规模和艰巨工程。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永存于世的意志和力量,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骄傲。它早就和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教堂等一起被誉为世界的奇迹。

公元前206年,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西汉初年在诸多制度上承袭了秦制,又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到汉武帝时,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从此儒学获得了独尊地位。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东汉前期,多沿用西汉的方针政策,并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的水平。105年,造纸术的发明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也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社会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绝,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发展缓慢。三国时,曹操一方面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另一方面唯才是举,选贤任能。他在统一北方后,在邺城(今河北临城一带)兴筑三台,其中铜雀台为文人聚会赋诗的场所。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家,开创了“建安文学”,写下了《观沧海》等千古名篇。“建安文学”以诗歌为主体,不少作品从汉乐 府民歌中吸取营养,反映出社会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之痛苦,要求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辞情慷慨,语言刚健。后人常以“建安风骨”加以推崇,主要作家有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史称西晋。西晋是历史上一个短暂而又黑暗的王朝。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许多文人以避世的态度隐逸山林饮宴谈玄,研经作赋,其中以竹林七贤最为著名。据考证,他们的活动地方就在卫河上游(今河南博爱境内)。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其中,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等国均定都于海河流域内。386年,北魏建立,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534年,东魏建立,定都邺。550年,北齐建立,定都邺。北魏统一北方地区后,孝文帝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改变官制、律令和姓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当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割据战争不息、民不聊生,但文化领域却相当活跃。玄学盛极一时,佛教获得进一步传播,文学、史学、艺术、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海河流域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如地理学家郦道元、数学家祖冲之、画家杨子华、书法家卢谌、崔悦等。这一时期,雕塑和民歌大放异彩,兴盛一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海河流域内大兴石窟,其中云岗石窟举世闻名。云岗石窟位于大同城西十五公里的云岗村,是北魏时代的杰作,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石窟在武周山南麓开凿,东西绵延一千米。现存主要洞窟五十三个,其中较大的石窟有二十一个,石雕造像五万一千多个,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窟中最大的石佛高达十七米,两腿盘坐,横宽十五点八米。窟内的石佛雕刻工精,雄伟庄严,是我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北方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有恋歌、牧歌和战歌,其中以《木兰诗》最负盛名。

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海河流域人口增多,水利大兴,农业发达,手工业(以丝织业、制瓷业和造纸印刷业为主)兴盛,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往来频繁,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581年,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在政治上确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创建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在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另一方面则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以增加政府收入。另外,隋朝还兴修了举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它的开凿对巩固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和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南北朝时,南北方的经学已经产生区别。《隋书·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朝继承北朝的治学风气,发扬光大。在桥梁建筑上,隋朝杰出工匠李春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赵州桥(位于河北交河上)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这座桥的大拱两端上方各有两个小拱,可以减轻桥身重量对桥基的压力,遇到洪水又可以减弱激流对桥身的冲击。整个桥型,由大小拱相配,显得轻盈匀称。桥两边栏板上,刻着龙形花纹,龙的姿态生动活泼,若飞若动。赵州桥经历了1300多年,至今仍然完好地屹立着。

唐朝建立后,继续完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制及租庸调等制度,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唐太宗时,出现“贞观之治”。开元时期,唐朝国势登峰造极。有唐一代,海河流域文化灿烂夺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成果辉煌,造就出魏征、李百药、李吉甫、卢照邻、高适、刘长卿、贾岛、孔颖达、僧一行等杰出人物。其中,魏征(580-643年),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唐初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喜他直率,擢为谏议大夫。他好犯颜直谏,前后陈谏二百余事,深为太宗器重,迁为尚书左丞。他常劝太宗以隋朝灭亡为戒鉴,认为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等。魏征死后,唐太宗思念不已,叹息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李吉甫(758-814年),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唐代地理学家,著有《元和郡县图志》。《元和郡县图志》以贞观(627—649)时划分的十道为纲,配以宪宗时的四十七镇,每镇有图,冠于叙事之前。然后分别记述各镇所属州县的等级、地理沿革、贡赋、古迹、山川形势、盐铁、垦田和军事设置。他力矫前人之弊,尤其留意于山川形势,攻守利害。刘长卿,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唐代诗人,有《刘随州集》。他的诗歌,有的反映安史之乱以后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的是写遭谗被谪之后的愤懑,而更多的是写山水隐逸闲情。他的诗风格谨严凝炼,圆熟细密,善于以画入诗,尤其是五言律诗及绝句,在当时颇负盛名,自称为“五言长城”。一行(683~727年)和尚,吕乐(今河南南乐)人,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724年,他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用来观测日、月的位置和运动情况。通过观察,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

经过五代十国的混乱,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北宋一代,宋辽以界河为线把海河流域分成两部分。靖康之难后,海河流域处于金朝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大幅度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文明和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宋辽时期,海河流域制瓷业和寺塔建筑业十分发达。在制瓷业方面,河北曲阳的定窑以其精细的制作、惊人的装饰技巧和优雅的风致冠绝当世,一时之间引得各地瓷窑效仿,形成了定窑瓷系。定窑瓷系以白瓷为代表,在宋代各窑中出类拔萃,独领风骚,“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可略表其优雅韵致之一二。 与其齐名的,还有磁州窑系。它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重要窑口有河北磁县观台窑、河南鹤壁窑、修武当阳峪窑等。在寺塔建筑业方面,以 山西应县木塔闻名于世。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增修完毕。它设计科学严密,构造完美,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达到了最高水平,即使现在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此外,还有建于宋代的我国砖木结构最高的古塔—河北定州开元寺塔以及静志寺塔基地宫和净众院塔基地宫,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山西大同华严寺的辽金殿阁以及天津蓟县独乐寺部分建筑等。金朝时期,随着封建化的深入,社会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除了畜牧业的优势外,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也有所进步。金朝文化深受汉族影响,取得了相应的成就,流域内产生了元好问、赵秉文等著名文学家。

12世纪后半叶,蒙古族崛起于漠北。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定都北京。元朝采纳汉法,创设行省及发达的驿站等制度,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这一时期,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官营手工业发达,生产技术有较大的进步,尤以棉纺织为突出;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相当繁荣,还产生了大规模的海运。这一时期,多种宗教兴盛,文化成就斐然,特别是元曲灿烂辉煌;郭守敬、王桢等则在科学技术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理学方面,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在文学方面,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文学之盛的元曲是这个时期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元代极为盛行。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八十多人,作品有五百多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一百六十多种。在至元、大德时期(1264~1307年),流域内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杨显之。他们的代表作有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杨显之的《潇湘雨》等。这些作品有着独特的魅力:一方面,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有空前的成就。在书法方面,元初,随着复古之风涌起,书法复兴,书坛三大家赵子昂、鲜于枢和邓文元登上舞台。赵子昂书画兼善,书法尤以楷书和章草见长,代表作有《胆巴碑》、《七绝》、《兰亭十三跋》等。鲜于枢擅草书,代表作有《书王安石诗卷》、《书醉时歌帖》等。邓文元以章草书见称,传世作品有《临急就章》等。元中,书坛依然笼罩于赵子昂书风之下。直至康里巎、杨维桢出,书风始令人耳目一新。康里巎以行草书见长,尤得章草笔意,通篇视之,有“大刀斫阵”之声势,其代表作有《书李白诗卷》、《述笔法》、《渔父辞》等。杨维桢书法杂和众体,以行楷书见长,布局参差,用笔狂放,墨法大胆,代表作有《张氏通波阡表》、《真镜庵募缘疏》、《题邹复雷画春消息卷》等。元后期,吴镇(代表作《心经卷》)、倪瓒(代表作《淡室诗》)二家,书画相参,自成高格。而饶介、俞和二家,亦颇有法度。在绘画方面,元初,以赵子昂、高克恭(回族)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重气韵、轻格律和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所以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至此,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形成。在科技方面,宋元时代我国数学的研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1303年,元代数学家朱世杰(今北京人)发表《四元玉鉴》(三卷)。他对于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随着水利工程和城市建筑的兴起,应用数学得到了迅速的提高。旧式筹算已不适应速算的需求,于是在改革古代筹算的基础上,元代产生了珠算。由于算盘的使用和传播,我国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新时代。这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163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伊始,便竭力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和政策,使君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前期,虽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政治上强大,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土木之变”后,国势由盛转衰。万历时,张居正实行改革。在前代的基础上,明朝经济社会获得极大的发展,封建文化极为繁盛。在思想界,产生了王守仁、李贽等著名人物;在文学上,小说成就辉煌,《水浒》、《三国演义》及《西游记》等作品名闻于史;在科学技术上,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及徐霞客等科学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 在众多的杰出人物中,以徐光启最为耀眼。徐光启(1562~1633年),长期在京作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当时,欧洲正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天文、地理、数学、机械力学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徐光启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在天文、数学、生物学和农学方面获得新的成就。他组织明朝“历局”工作人员,编制了当时可算很完备的整个天球的恒星图,并采用新的测算法,使日食月食的推测较前大为精密。他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是我国天文历算学中一份完整可贵的遗产。徐光启还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不仅把欧洲数学介绍到中国来,还为我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徐光启在生物学和农学方面的贡献很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汇集在他的《农政全书》中。《农政全书》不仅总结了17世纪以前中国农业生产知识,而且还融合了部分外来的农业知识。

1644年,清朝入关,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王朝。清朝承袭明制,继续强化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加强对今西藏、新疆、蒙古及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在台湾设置府县。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出现 “康乾盛世”。嘉庆、道光后,社会危机四起,清封建统治逐渐衰落。清朝时期,在“更名田”、“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刺激下,传统经济达到顶峰,商业贸易颇为繁荣。但由于封建体制的压迫,资本主义萌芽只能缓慢增长。在道光以前,文化成就巨大,造就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戴震等杰出思想家,曹雪芹、吴敬梓、孔尚任及石涛等著名文学艺术家;史学硕果累累,考据学派名家辈出,出现了《四库全书》等官修大型丛书;科技领域出现了无数成果,其中建筑成就相当突出。

在哲学方面,清代初期产生了一个以颜元(今河北博野人)、李恭(今河北蠡县人)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世称“颜李学派”。这一学派倡导经世致用,注重躬行践履,批判了空谈心性的程朱陆王宋明理学,提出了“实学、实用、习行、习动”的为学方法,阐述了富国安民的社会政治理论,彰扬了开物成务的原始儒学传统。 “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清初社会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医学方面,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今河北玉田人)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在历法和数学方面,明安图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族历算学家。他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经过三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他是我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在地理测绘方面,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乾隆时,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嘉庆十五年(1820年)绘制的《重修大清一统志》的清代疆域图,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版图。在建筑方面,在明代基础上,续修了天安门、故宫和天坛,新修了颐和园、圆明园和避暑山庄。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实行“变法图强”;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同时,出现了“西学热”,创办了新式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废除了科举制,发生了史学革命和“诗界革命”,兴起了谴责小说,形成了多种艺术派别,崛起了新闻出版业,取得了很大的科技成就。1905-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了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创造了"竖井施工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

总之,元朝定都北京后,海河流域便成为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推动了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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